丰县事件通报：为什么我们更需要公益视角？

1、

泼冷水，向来不讨好，但我就是忍不住。

丰县事件的第四次通报来了，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相比前三次，规格更高，有部、省参与，证据更足，根据DNA比对确认杨某侠为小花梅，态度更诚，说明三人均有犯罪嫌疑。

董某民（男，55岁，丰县人）涉嫌非法拘禁罪，桑某妞（女，48岁，云南省福贡县人）、时某忠（男，67岁，东海县人，桑某妞丈夫）涉嫌拐卖妇女罪，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不过，和往常一样，这份通报依然没有年龄、意愿等关键细节，只有处置结论。

我关心的是，小花梅和其子女的生活，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好？可能，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确定。

但并不妨碍有的继续质疑，觉得罪名不够，有的转而欢呼，夸赞巨大进步，可我，只想问：

我们真的在乎小花梅的意愿吗？为什么未问其年龄、意愿就认定强奸，就认定精神病院更好？

真的想追寻事件的完整真相吗？为什么在细节依然缺失之时，有个罪名就忍不住大声叫好？

丰县事件发酵至今，小花梅本人声音始终缺席，但并不妨碍网友在做自认为对她好的事情。

不由想到一句话，“有一种冷，叫妈妈觉得你冷”，与之对应，“有一种好，叫网友觉得对你好。”

李志在《这个世界会好吗》中唱到，“妈妈，他们抛弃了我，像歌唱一样抛弃了我……”

我不希望丰县事件中的小花梅也是这样。这也是我们更需要公益视角的原因。

公益视角，讲究平等尊重，会尊重受助者的意愿，不会将“我们认为好的”强加过去；

公益视角，会更具谨慎性，尽管不对受助者造成二次伤害，恶化其处境，因此会如履薄冰。

公益视角，更看重建设性，发现、曝光和批判社会问题的同时，也会探寻解决和支持方案；

公益视角，也会有更坚定的人道主义，会基于共情和同理，但也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。

在丰县事件中，我看到的多是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的义愤填膺，只是“鬼子们”换成了“人贩子”、“老渣男”、“强奸犯”。

普通网友这样还能理解，可就连一向谨慎的公益人、媒体人、法律人也拍案而起，放弃了原有的阵地，丢下了应有的武器。

2、

前天看到一位老师发了一篇文章，文末，是一张小花梅被锁铁链的高清图，不少伙伴点赞转发。

因为这些天看相关的文章太多了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在朋友圈提问：

一点感受，这么多人为丰县女子鼓与呼的同时，都要贴上她本人的一张高清照，都要加上一个标签铁（狗）链女、八孩女等，真是在乎她、尊重她吗？

有朋友斩钉截铁的回答：是。

有伙伴认为能解救她就好：跟她所受的伤害相比，这种指代如果能让更多人关注到她以能降低她未来受的伤害，我是认为没有问题的并且赞同。

还有伙伴说到大环境：国内媒体一贯作风就是只放受害人不放施暴者，大家不过是有样学样。

大家的正义感当然值得敬重，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关注和逼问，丰县事件才有了一次又一次通报，也在向真相和正义一步步逼近。

但真相和正义，并不必然会导向良善。

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，一方面是看到小花梅长子的诉求，希望曝光此事的作家西原秋删掉相关照片和视频，另一方面，也联想到我做公益活动中的经历，以及和朋友的一些讨论。

总体来说，越是弱势群体越看重肖像权，越是边缘群体对标签化就越敏感。

谷爱凌需要肖像权吗？不需要，因为她是公众人物，也很强大，“不喜欢我是他们的损失”。

真小莉在乎标签吗？不在乎，网友叫她铁蛋，她欣然笑纳。骂小莉帮讹，她也随他们去。

但小花梅不一样，她的子女也不一样。她们只是普通人，还是弱势群体。

很多文章中都提到换位思考，如果自己是小花梅怎么办？可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她看到这些讨论的话，愿意大家这样称呼她吗？愿意数以亿计的全国人民反复看到她的高清照片吗？

不说别的，很多女生拍照时都自带美颜，为什么到了小花梅这里就要“这么真实”了？

我在写丰县事件稿件时有过纠结，刚开头描述她的境遇时，有一句话，“脖子上拴着着铁链，像条狗一样”，但想了一想，又把那句比喻删掉了，因为这不是在写小说，而是在写事实。

要考虑到，她如果识文断字的话，愿意不愿意被这样描述？她的儿女们，看到后会不会受伤？

即便如此，我改得仍不充分，依然用了“栓”字。

昨天有朋友、一位智力障碍人士家属提醒我，我在残障视角文稿中用的“智障”一词，歧视意味也是比较重的。看上去是简称，没有问题，但生活语境中常用来骂人、嘲笑人的。

与之相应，精障没有问题，智力障碍人士没问题，女精神病、疯女就不行。

当然，应急使用时没问题，不管肖像还是标签，在事件初期都可以，就像灾害救援中那样，人身权是高于隐私权的，只要是善意的，但长期如此，就需要反思一下了。

公益中的平等尊重原则，不是喊喊口号就行了，而是要在细节中得到一一体现。

想到两件事。一是2015年，那是“一指没”当政、郑州疯狂拆迁的时候，一位朋友，河南大学研究生，在城中村租房。他周末回老家时，家当直接被房东丢到楼下，说是按要求腾空。

那时村口已经贴了封条。我们几个人骑了一辆电动车，半夜进村，帮他把几件重要的东西取了出来。明明是拿自己的行李，但却跟做贼一样。他在向我们求助时，也说得吞吞吐吐。

出来之后，我气不过，就想写稿子曝光这件事。被他拦住了，“说啥啊，多丢人啊！”

也就是说，身处弱势的人被欺负了，不会认为是外界的错，而是会认为是自己的错，是自己不够强大、不够富有导致的，甚至是把这件事说出来公之于众的人的错，不说自己还不会想。

多数强拆受害者如此，多数强奸受害者也是如此。还有些重病人士，得病了，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，甚至认为自己不该出生。被扔行李的这哥们后来去了一家楼市自媒体做主编，专攻别墅项目。

你可以说他们的想法不对，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感受，可以不理解，但是应该尊重。

丰县事件中，小花梅长子不就特别提出要删除照片和视频吗？但就因为提出这一要求，他被很多人网暴，甚至认定其是“非法拘禁”的同谋。

我只能说，这些网友的正义感太强了，强到可以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时候，否认基本的人伦感情，所谓“爹亲娘亲，都不如要对你好的网友亲”。

可但凡有点生活常识，就能明白，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，对母亲的感受复杂，照顾的方法不当，不代表不爱。就像那篇作文《我的傻娘》一样，看完就知道不能贸然批判了。

当然，个别情况下，有子女虐待遗弃父母的可能，但多数情况下，只是经济和认知有限所致。

第二件事，去年河南灾后我们发放自在学园，去到的浚县那家单亲家庭。

女孩10岁，父亲60多岁了，站不直，两条腿呈X型，说是母亲跑了，我们没有细问。

家里能有个漂亮实用的学习角，女孩很开心，选地方，贴壁纸，研究灯。但到装完拍照时，女孩表情就开始呆滞了，再怎样都笑不起来，身体僵硬，略弯着腰坐着，好像被定住一样。

我们也很为难，拍了个侧影。一方面需要给资助方交差，没有照片印证，不能说明效果，另一方面又觉得对这位女孩来说，拍照是一种侵犯，她不好意思拒绝，并不代表她不想拒绝。

当然，有些孩子喜欢拍照，有的还和我们互拍，只有一个孩子明确拒绝，要求照片打码使用。

后来和坛子老师深入探讨了下这件事情，说到“公益的想象力”，讨论有没有不让受助者上镜也能证明资助效果的办法。一时还没想到，不过的确是一个方向，至少，要给受助者选择。

肖像权的背后，是自主权。其实，丰县事件中，不管是代为“维权”的长子，还是不少正义感爆棚的网友，都没有真正做到平等尊重，没有去询问、倾听当事人小花梅本人的声音。

如果说“这是为了她好”，那同样逻辑，人贩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，寻个好人家这是对她好啊，能有口饭吃了，强奸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，生个孩子是对她好啊，能给她养老了。

看上去外界是“解救”了，但本质上还是一次替代性决策，只不过从家人替代转为网友替代。

什么是平等？平等，就是要学会倾听，倾听对方的困难，倾听对方的感受、

什么是尊重？尊重，就是要不设界限，不批判对方的意愿，不干涉对方的选择。

在对方表达或反抗受限的时候，只能视为没有同意，而非视为默许，没同意，即反对。

3、

这次通报，还提到对这家老人和子女的安置措施：

妇联的爱心志愿者和镇、村干部帮助照顾其老人，对其子女进行关爱陪伴和生活照料。后期将根据对案件的处理情况，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。

听上去很人性化，但丰县事件曝光之前，这家不也得到很多照顾吗？这些措施前后有区别吗？

至于小花梅，这三个月肯定是在精神病院了。但以后呢？在精神病院就一定会更好吗？

我不确定精神病院会有哪些约束措施，不确定她会不会遭到暴力对待和药物滥用，不确定她会不会想见孩子，不确定亲属的会见权能不能得到保障，也不清楚她之前是不是遭到虐待。

正因为关键信息太少，支持措施不明确，所以无法确定小花梅及其子女境况是改善还是恶化。

有人提议，将八孩女获救日应定为“中国妇女儿童救助纪念日”，可我们连她本人都没见到呢，情况都还没有完全了解呢，连她本人意愿和声音都没听到呢，怎么确定这就是“解救”呢？

丰县事件中，我们的庆祝不该来得太早，我们的义愤也尽量不要来得太急，要经得起分析。

这也是需要保持谨慎、继续追问的原因。对整个社会来说，需要求真追责，实现正义，对小花梅及其子女来说，他们需要的是切实的改善，正义，不能以牺牲他们的利益和选择为代价。

我曾在一家反歧视公益机构工作，有些残障人士在公考教考受到歧视时会向我们求助。

我们会协助他提起诉讼，政策的改变，需要影响性诉讼个案的推动。可有时一提起诉讼，当地相关部门就会妥协，和当事人和解。如此一来，只能解决个别问题，改变不了整体政策。

但我们一开始就做了决定，以当事人利益为主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哪怕推动不了政策改变。在抽象的群体权益和具体的个人利益之间，我们选择后者，除非他们自己愿意站出来。

丰县事件中，网友的义愤就如滔滔之水，不断激荡，这样肯定可以冲垮原本束缚小花梅的院墙。

但是，院墙之内，还有小花梅和她子女呢，她们有可能会被淹死啊。

所以，在水位起来时，要给他们一艘船，要有救援队能协助确保她们上船，这样才能心安。

这并不是否认义愤的作用。

义愤源于共情心和同理心，基于朴素的道义感感，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。能够在精致利己的时代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这既让人称赞，更让人感动。

相比一百年前鲁迅时代的麻木不仁，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有了显著的进步。一些遗留下来的社会顽疾，也会在道义的激荡和浸润中慢慢消融。

我在微信后台收到过一些“问候”，说不生气是假的，但内心明白，如果自己或朋友有难，同样可能是这批人最先声援，哪怕有欠考虑，还是让人感激，而越深思熟虑，可能越不会发声。

这种义愤，也是公益的基础。之前在评说河北爱心妈妈李利娟一事时，我这样写到：

公益事业能够走多远，不在于诉诸文字的使命和愿景，而在于那种发自内心的不忍和不甘。

网友在丰县事件中表现出的义愤，正是发自内心的不忍和不甘。不忍小花梅受到镣铐锁脖、连生八子的待遇，不甘她还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。

只是，怎么做，才能真正解救“小花梅”们，让她们彻底摆脱这种困境呢？

抓坏人吗？人贩子可恶，强奸犯可恶，罪大恶极，枪毙还不够，先阉割再凌迟才解恨。

这就是丰县事件一出，没有严格论证，便有提高人口贩卖罪刑罚呼声的社会舆论基础。

但是，哪有这么多从天而降的恶人，还不是这片土地上慢慢生长出来的。如果改良不了土壤，改变不了环境，罪恶还是会悄悄滋生。

人口拐卖案件中的一些受害者，就变成了加害者，去拐骗更多的人。

提高刑罚，是很解气，但未必解决得了问题。要改变环境，改良土壤，最需要的是看到，是理解，是支持。对善的支持多了，恶自然就会少。

所以，光有动力也不行呢，还没看清路呢，一脚油门就出去了，那可能会翻到沟里。

公益视角强调谨慎，要求仔细权衡掂量，就是为了让善意生善，把好事做好。

3、

前两天，有朋友给我转来一段视频，“吕朝说公益”对丰县事件的评说，题目是《你的价值观，决定你如何看待丰县被锁女子事件》。

吕老师是恩派公益的创始人，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师，但视频中说的观点我不能苟同。

吕老师说到：

“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，我会说，即使你没有做过残障服务，你也清楚只有精神病患者行凶，你才能将他约束起来，但在日常情况下，将人锁上铁链，大冬天只给单衣，这就是赤裸裸的虐待。

即使你没有做过反家暴的工作，你也会认定，一个女性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，连续生育了八个子女，无论这是否违背她的个人意愿，都是极不人道的。”

在我看来，是不是虐待，要了解全面真相，要考量生活环境。

我们还不清楚，小花梅是一直被锁着铁链还是一时被锁着铁链，大冬天只给单衣，只是一张照片中如此还是一直如此，所以不能断定这是故意虐待还是不当约束。

至于恶劣环境，连生八个子女，我们当然要问她本人的意愿了，而不能只站在城市人的世界，只站在现代社会的标准，贸然评判这是否人道，这其实是一种歧视，是自我优越性的体现。

只要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就知道父母辈有五六个兄弟姐妹是很普遍的，他们那时的生活条件别说不如现在多数人，甚至还不如小花梅这家呢，我们能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娘不人道吗？

不是条件差就是虐待，就是不人道，而是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和条件去看，有没有更好的选择。

这的确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，但考量的是我们在身处不同世界时，能否真正做到平等尊重。

吕老师还反思道：

“事情出来后有人质问，为什么公益界没有拿出帮扶的方案来呢，对此我没有办法回答，非常羞愧。我想，TA是期待公益工作者起到募集资金、辅助弱者的作用，TA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但是同理，如果地方不能保护受害者、惩处失职者，媒体不能调查真相并且公之于众，法务工作者不能提供法律援助，修缮不良的法条，是不是也都应该羞愧呢？”

公益人当然应该羞愧，但不是羞愧就完事了，要想怎么才能不羞愧，怎么才能支持到“小花梅”们及其子女，而不是拉地方政府、其他行业一起垫背，集体羞愧。

公益人不同于普通网友，对丰县事件的看待和评判可以起于价值观，但也要反思价值观，并拿出方法论，而不是以原有价值观评判一通就戛然而止。

公益视角，理应更看重建设性，其他人可以只是批判，但公益人要拿出建设性方案。

之前有人留言，说我的文稿是“小骂大帮忙”，的确如此，这是公益人的担当啊，以帮忙为己任。帮“小花梅”们的忙，帮她子女的忙，帮当地政府一起来解决这一问题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

在社会问题面前，我们理应建立统一战线，尽量不要把任何人推到对立面。在“小花梅”问题上，公众是同盟，当地政府是同盟，“小花梅”子女更是同盟，大家分工不同，指向相同。

鲁迅曾经说，“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，来揣测中国人的”，这是媒体人、文人应起到的作用，把事情往坏的方向想，这样才能警醒大家，避免落坑。

但对公益人来说，则要想方设法，把相关利益方往善意方向引导，把事情往好的方向去引。

在公共事件中，公益人应该起到引导协作的作用。

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分工和担当，疫情一来，冲锋陷阵、坚守岗位的是白衣天使，公共事件当中，公益人也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

不只是参与，更是要引导。除了要用价值观引导，还要用方法论引导，用公益行动引导。

就像希望工程，义务教育本来就该免费，但当时不少地方政府财力有限，兜不了底，一些孩子便因此失学，如果一味批判，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只能先发动社会力量助学；

就像免费午餐，留守儿童中午吃饭，之前很少有人关注，条件差的只能饿肚子，批判政府吧，这原不在保障范围之内，也只能民间先做，有了示范后，才有了营养午餐的专项资金。

公共事件的背后，往往是缺少关注的社会难题。社会难题，是需要解决方案的。公益人是社会行动的探索者和创新者，有责任提出并执行解决方案。

从现实世界到理想世界，是有高山鸿沟相隔的，需要有人修路架桥。公益人就是第一批的架桥者，修路者，也许这座桥只是浮桥，这条路只是小路，但至少，有桥可通了，有路可走了。

如果说，普通人义愤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，那公知就是社会前行的向导，媒体人是社会前行的探照灯和显微镜，而公益人则是社会前行的探路者和垫脚石，以探路为荣，也以垫脚为傲。

这就是我期待相关公益人，尤其是有实务经验的女权公益人、残障公益人、乡村公益人拿出解决方案的原因。

有两种公益，一种是埋头做事，两耳不闻窗外的小乘公益，另一种是勇于探索，敢于回应社会顽疾的大乘公益。两种公益，我们都需要，小乘是基础，大乘是方向。

社会的进步，需要行业的认知觉醒，也需要社群的公益行动。

结语

回到丰县事件，不管是贫困地区的人口拐卖减少，还是智力障碍、精神障碍人群的长期支持，都需要有人带着合理的方案去探索，去实证，并向大家反馈这一方案的有效性。

面对社会问题，我们不只要有公益视角，更要有公益行动。丰县事件的终点，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起点。贫困和障碍，尤其是边远农村地区的贫困和智力障碍、精神障碍人群的孤立，如同城市下水道一样，其处境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良心。

期待，天下无拐、天下无障那一天的到来。

相关链接：

---

韩青，公益人，设计师。

“故事交换”和“自在学园”项目主理人，曾参与发起抗疫残障义工网络、益动中原救灾团队等。